“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研判 作者 陈维宣腾讯研究院博士后 当前，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通用型技术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数字经济正通过推动生产方式、商业模式与管理范式的深刻变革，全面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尤其是面对今年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数字经济更是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动能与抗压韧性，加速激发了全社会对数字经济的需求。百度指数表明，自今年我国疫情最严重的2月以来，在百度搜索引擎上对“数字化”和“数字经济”两个关键词的搜索量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不仅如此，今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布局之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两个五年规划的历史交汇点上，如何准确把握我国数字经济在“十四五”期间的发展趋势，对重点领域进行研判并探讨具有创新性和包容性的政策框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数字经济发展的市场基础、政策体系与技术路线。展望“十四五”，我国数字经济将继续乘风破浪，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第一，数字经济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近几年来，我国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信通院和中国社科院分别对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分别为35.8万亿元和17.0万亿元，占GDP的比重分别达到36.2%和17.2%；年度名义增长率分别为15.6%和13.1%，均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 “十四五”期间，在市场需求、技术创新与公共政策的协同推动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一方面，从增长速度上看，数字经济将继续以年均增长率高于GDP的态势保持高速增长，占GDP的比重将持续提高，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的作用更加凸显。另一方面，从区域发展上看，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将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东部省份依靠市场与创新的先发优势继续保持总量规模的高速增长，中西部省份也将呈现出多点突破的特点，在细分领域建立起具有区域特色的竞争优势。 第二，数字技术的扩散程度将进一步提高。 在新基建的推动下，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将在各传统行业深度应用，与传统行业的融合发展进一步加深，体现出泛在、多元、高效、智能的渗透特征，推动各行业在生产方式、商业模式、管理范式等方面发生深刻变革，在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管理与运营、线上与线下之间构建起基于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的一体化高质量循环结构。一方面，产业数字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中国社科院测算数据显示，2018年产业数字化规模占传统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8.8%，数字技术在不同行业间的扩散渗透程度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化。未来，数字技术将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股力量的推动下，更加全面和系统地向传统产业扩散与渗透。另一方面，具有行业通用性的解决方案逐渐成熟。经过近几年的探索与发展，制约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共性因素逐渐清晰，对通用性解决方案的市场需求日益扩大。正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教授所说，未来将依托产业互联网的行业性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全程高效服务。 第三，数字生态的竞争优势将进一步凸显。 数据要素已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要素通过流动，串联起消费者、传统企业与科技企业之间的价值环节，最终带来传统经济中供求结构的变革。一方面，传统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供求结构转变为生态系统之间的供求结构，因此推动商业竞争也由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向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如多家解决方案供应商组成的生态系统向产业园区或产业基地中多家企业组成的生态系统提供数字化服务。另一方面，依托数字生态系统的技术集成，系统内企业将深入更多细分领域研发解决方案，在催生出更多新业态新模式的同时，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共享与价值整合，构建商品与服务的循环流通平台。因此，对生态系统的选择不仅意味着对市场竞争优势的选择，更本质上来看是对技术轨道的选择与对规模经济效应的应用。 第四，数字安全的底线意识将进一步增强。 随着竞争主体由企业竞争转向生态竞争，产业安全主体也随之发生变化。生态系统中任何一个价值链环节被攻破，都有可能导致攻击技术沿着价值链“传染”，最终引发整个生态系统的连锁损失和崩溃，这就是一家企业的安全危机会链式引发更多企业安全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对数字安全的重视程度将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迅速提高。一方面，从数字化转型的潜在企业角度来看，对安全威胁的担忧已经成为阻碍企业采纳数字技术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不能及时消除企业对数字安全的担忧，将严重阻碍产业数字化的转型进程。另一方面，从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企业角度来看，安全技术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技术之一，企业对数字安全的重视程度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纷纷进行组织结构调整并设立首席安全官的职位，持续加大对数字安全的资金、人员、技术的全面投入。 原文首发于《人民邮电报》 /往期文章 你“在看”我吗？